7日，2010年高考來臨。
　　
　　毋庸諱言，媒體和網絡，已漸漸失去臧否論說高考的興趣。
　　
　　在某種程度上，這來源于歐美許多經濟、教育發達國家，由于人口趨勢造成高等教育生源不足，為保持國家競爭力（人才引進部分替代本土培養）、維持高教產業的紅火，大幅降低了留學門檻。由此，助推了中國青少年出國留學比例的上升，以及嚴重的低齡化。可以說，留學、綠卡抑或海歸榮返，已然成為比呆板的高考更有吸引力的話題，這還不用說前者一干鏈條催發出的商業價值，本身遠遠大于后者，前者更有資源和實力驅動媒體作出嶄新的議程設置。
　　
　　外部動因的改變，并不足以將問題解釋完全。如前所述，出國留學人數的大幅增長、低齡化，中產以上家庭越來越多的“以腳投票”，歸根結底，來源于中國高考選拔方式、價值體系、改革邏輯，以及隨后的高等教育培育能力都存在問題。
　　
　　而這些問題的存在，聯系到中國經濟結構由來已久的弊端（如專家所言，產業轉型升級說了很多年，卻還是只聞打雷、不見下雨），在舊有的經濟全球化、資本流動和組合方式、金融體系再也無法穩定維系之后，使中國大學的“制成品”“滯銷”問題前所未有的凸顯。大學教育無用論的盛行，對比前些年高教改革、教育產業化的高歌猛進，實乃辛辣而悲情的諷刺。
　　
　　頗顯戲謔和悖異色彩的是，之于高考、高教改革，人人都能提出問題，包括官員在內，都明白其中弊端，但方方面面開出的藥方，以及逐漸應用到決策和執行層面的改革內容，卻既失卻機會平等、社會公正、階層融合流動，也并不符合優勝劣汰的效率權衡。甚至可以說，改革之頻繁，顯然構成了折騰，高中學生入學之初，其人、其家長、其老師竟然無從判斷兩年多之后怎么考試，穩定預期的破產根本無助于教育教學模式的轉變。
　　
　　下個不恰當的定論，教改淪為折騰，恰恰要“歸功”于改革的鼓吹和策劃者。我們在批評鐵路、石油等行業的時候，常常將其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實際上，堡壘何其多！但無論別的什么堡壘，都無法與教育的僵化封閉色彩相提并論。
　　
　　這個僵化封閉，一方面就是眾所周知、自上而下的嚴密控制體系，過分強調高中和大學教育的工具性價值，矮化教育本身應當具備的塑造健全人格的意義；另一方面則在于改革路徑的“求洋”、僵化和封閉——教材、教學方式、考試等選拔方式，在這些改革中，皆以美國（教育）為標桿（言畢美國說），輕率的割裂和拋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世界其他國家其他類型教育的有益經驗，無視中國社會現實和大眾心理，完全按照極少數政治、社會、教育學家認為“真善美”的價值標準予以推進……
　　
　　例如，他們認為過去的教材是被“閹割”過的，所以現在要推倒重來，另搞一套，過分強調人本主義化、去政治化，甚至連歷史教科書也要將他們看來殊為“不美”的戰爭和中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全然回避，好像不把語文課和歷史課變成悶騷文人的文集、落魄藝術家的作品展，就不是合格的教材。這些人卻不知，如此又帶來了新一輪“閹割”，如果我們去看美國的中小學教材，就能發現這些“二道販子”主張的偏頗。
　　
　　再如，在高考仍然發揮著促進階層流動融合作用的今天，教育家們以錄取怪才偏才為由，大談將國家出資的優質大學教育資格，最好盡數與高考脫鉤，變成兩千多年前的東漢就已成過場的推薦制。自主招生、推薦上學如火如荼的這幾年，恰恰是貧困學生大學入學率大幅下降的時期，專家們又為我們解惑說，這是因為改革搞得還不到位……
　　
　　這就是說，改來改去、顛來倒去，高中-大學教育、高考已然成為市場化原教旨主義、喝過“洋墨水”專家的試驗平臺，其間受苦受窘的一代人，則不得不成為試驗品，在最后匯集成一些抽象的數據，為下一輪改革的翻炒提供依據。
　　
　　高考，“烤”“糕”，還有比這更貼切的比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