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王建民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三個議題進行了簡單的評析和介紹。
第一，王建民認為我們需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研究跨學科的統一性和學科的純潔性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追求學科的學術探討，和各自研究的學術認同的張力問題。這一問題對于現在國內藝術人類學來說非常重要而且緊迫。有必要進行討論，看是否兼顧跨學科的統一性，和學科的純潔性，能否找到一條保持平衡的途徑。因此本次研討會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學科定位。
第二，王建民還指出，為了促進藝術人類學領域的發展，我們應當意識到，這不僅是人類學學科的開拓，也是學科不斷反思的需要。對藝術如果做一個持續的考察就會發現很多沒有的東西現在都出現了，因此本次研討會將藝術人類學理論和發展的探索作為第二個論題；
第三、王建民認為在具體研究方法方面，我們有很多田野工作的誤區，從采風到田野工作，名稱的改變不是全部，也該是實在的方法與觀念的改變。
接著開始了第一版塊的發言和討論。
第一板塊學科定位（一）上午9：00——10：00
王銘銘主持
翁乃群評議
南京大學王杰教授作了題為《論藝術人類學和審美人類學的關系》的發言。
王杰教授說，從中文學科的角度來研究審美人類學，有很多困惑。
我們主要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的審美文化。這個工作在廣西師范大學來說也是比較邊緣的，受到不少質疑。因為是跨學科的工作。到了南京大學之后受到的質疑就更重。
美學界的現象，也是很關注藝術人類學和審美人類學的問題。王杰教授對于這兩個學科的關系，是這樣的看法：
第一，我認為二者是相近程度很大的學科，但也些小的、重要的區別。這主要是在當代學術視野中。在藝術啟蒙的階段二者區別不大。
第二，學科屬性應該是人類學，以人類學方法為基本方法的跨學科研究，定位是人類學。王杰教授感覺，二者的發展，學科定位的討論及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說，方向要明確。二者的定位都是人類學。但在中文系從事這樣的研究很難。壓力很大，收到質疑不少。主要要討論的是，藝術人類學在今天的基本問題、研究對象。
第三，文化全球化條件下，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研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國際美學學會也將目光轉到這個方面來。地方性審美經驗是二者共同的研究對象。
第四，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文化中的審美習俗和制度的研究是二者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習俗形成的原因，習俗與其他文化現象的關系，文化結構和表達方式的研究等。希望提升國內這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還提出，有兩個概念需要區分那就是藝術和審美這兩個概念。他認為二者的的細微區別是：
第一，藝術更側重于物質形態和技巧屬性的研究；審美側重心理的把握。
第二，藝術是一個從古至今，又漫長歷史的，在任何族群和文化中都存在的現象；但是審美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將其獨立起來應該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與社會化，工業化進程相并行的概念。
第三，藝術側重于社會性，審美側重于個體性。審美價值與其他社會價值的斷裂是與社會化過程相伴隨的現象。
第四，藝術的概念與語境的聯系不那么緊密；審美活動的概念與語境的關系更直接。
第五，藝術史的研究是很成熟的學科，可以作為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的相關學科，有大量可以借鑒；而審美活動就不是一個有歷史描述的活動，因為有大量的心理性流動性的因素，和個體的情感和創造性的瞬間表達相聯系，比較難進行實證研究。歷史上留下來的活態東西比較少。這樣來看，二者的研究還是有一定空間和必要的。
王杰教授還談了他的最后一個觀點。他認為藝術人類學當中最大的難題是對藝術活動的創造性以及審美自由的人類學研究。藝術和審美活動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創造性和審美自由的境界。這是活態的，流動的，而且和具體語境聯系密切的研究，這方面研究相對薄弱，難度也大。我們常規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偏重于文化規范性的研究。需要不斷探討的是，怎樣得到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去把握不同族群的藝術創造性和審美自由，與有關文化問題。在沒有更好的實證性方法的時候，哲學人類學和理論性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有效的。這也是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區別。審美自由的概念在當代文化中是很復雜，混亂，但事實上又是任何文化中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是消費文化的時代，審美現象極度泛化，審美已經成為意識形態機制的重要手段，審美和藝術還成為了很大的產業。國內文化產業的上市公司排名已經很靠前，在今天的條件下怎么樣研究審美自由的真正含義？特別在宗教影響不存在的情況，以及倫理危機很嚴重的情況下，我們中國一直以來有一個信念，就是認為審美可以取代宗教，可以起到宗教般的精神作用。但是現實中這種理論訴求是不是碰壁了？深入的審美人類學是必要的。我剛從英國回來，感受到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研究家伊格爾頓，他這幾年重要的轉向就是轉向人類學，他對愛爾蘭文化進行的民族志式的研究相當成功，這幾年他在做悲劇研究，也是借用大量人類學的材料和方法，在國際學界引起大量關注，可以給我一些啟發。
四川大學的何平教授作了題為《藝術研究和人類學的聯袂》的發言
何平教授發言圍繞的問題是，二者能否聯袂？如何聯袂？這條路是否可行？
聯袂的可能性從研究對象開始，即藝術研究。何平教授說，現在的藝術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邊界消失。
古希臘——18世紀，藝術就是藝術，界限清晰；但到了現代，后現代產生了變化，如1915年，塞尚將自己的尿壺命名為泉，送到博物館展出，產生很大轟動，04年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作品。這時和從前的自由創造，美的原則相比產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工廠生產線上加工出來的。把工業現成品，給與一定命名，放到博物館展出，就變成了最偉大的藝術品。另外，盧浮宮蒙娜麗莎的畫作被盜之后，很多人都在那個空白之處注目良久，進行審美。陶淵明彈“無弦琴”；“水中月，鏡中花”，《滄浪詩話》、《二十四品》：“羚羊掛角，無計可求”，魏晉玄學時對莊子的有與無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西方后現代藝術也似乎走向了這樣一種境界。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到處都在審美，隨時享受藝術，泛化了。神圣的藝術被帶有鬧劇性的東西替代，還往往成為了最偉大的藝術品，就看誰在鬧。藝術學、文藝學，美學等以藝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就面臨了挑戰。以前就是以藝術為核心，如畢達哥拉斯的黃金分割率，古典戲劇的三一律；康德提出藝術作為審美，是非功利的功利性，非目的的目的性，讓我們知道藝術和生活中的快感、性感等區別在什麼地方。一直到黑格爾，他們建立的龐大體系都是說明如何把藝術和其他區別開來。這也是西方古典哲學透漏出的本質論、決定論，很大程度上藝術是與其他相區別的。而現在，藝術為核心的，就藝術討論藝術，是無法說清楚的。用藝術理論來解釋就面臨很多困境。藝術已經情景性，具體性，套用布迪厄的話，是在特定的場域里，藝術品和不同的人之間在不同的時間里建立起了這樣一種關系，于是它就成為了審美的對象。沒有那種抽象的、本質論的藝術。現在只能以“阿門”的心態來看待藝術本質問題，花腰傣的小調，哼哼唧唧，細聲細氣，拿來表演的話沒有感染力。旅游景區的藝術展演，都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在特定場景中與人群建立的一種關系，人們也獲得了審美的需求。
人類學到現場，對特定區域的、用描述性民族志方法的一種解讀，用學術文本來表達，這對藝術來講可以說是很有用的工具。人類學對藝術的介入很早了，從泰勒，就對文化定義，哈根也寫過《原始藝術》，博厄斯也寫過原始藝術。以前的人類學家側重的是對物，或社會結構、功能這種角度的解讀。實證性的書對藝術的解釋面臨著很多困境，現在人類學已經經歷了由科學主義向人文主義的轉向，以人觀為核心的文化考察，成為了當下人類學的重要走勢。個人，自我和情感，才是文化差異的根本層面，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一種情感，在不同民族對個人和社會關系的思考中，藝術就是表達情感的重要手段。表達感情時藝術往往成為一種特征性的東西。情感和自己的體驗，個人、族群的情感模式。人類學在解讀文化間的差異，解讀地方性知識，族群文化的時候更多的由外而內，回到人本身。人是什么？人觀。人的情感思想。人類學為它對藝術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方法論。人類學是黑洞是的學科，有人類痕跡的地方就有人類學，吸納各個學科的知識。人類學涉足藝術，就要對相關知識進行掌握，與其他學科聯手。
翁乃群評議：
以前研究中也碰到過一些問題，如研究藝術的起源，我們的學界在社會進化論的框架下探討這一問題，認為藝術起源與勞動，音樂的節奏是跟人的生理有關，如心臟的跳動，呼吸頻率等。我想從人類學角度來說，確實現在人類學，畢竟一直在討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大家現在界限也很模糊，社會？文化？我認為既然研究人，在人類學的理解當中所有的社會文化都是互相關聯的，藝術也是人類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藝術人雷雪為什么發展起來也包括這樣的原因。學科的界限實際上很模糊，如果要界限明顯的話就不是人類學了。剛才兩位報告人都提到，我不用實證研究（科學化，缺乏人文性），喜歡用經驗研究。
審美對我來說更困難，因為是哲學的范疇。正如王杰所說，審美偏向心理，藝術偏向物質和技巧。但這個界限也是模糊的，因為當審美產生是非常個人化的，但當其被視為藝術的時候，就像尿壺的問題，活動是個人化的；這又產生了后面很多模仿式的藝術行為，這就形成了跟審美發生關系的東西，審美也有社會性。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下里巴人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可能變成最為流行，最偶影響力的。另一方面，在我的經驗里，原生態變成進入到“高雅”藝術，就是指大家都在追求，比賽的分數最高。這些跟社會的變遷，跟全球化，文化的商品化，市場化，都關聯在一起。所以這都是可以為我們的藝術人類學的發展開拓很光的場域。但我們也鞥看到一些問題。在我們的農村教育里，這些是進入不了的。我們的教育是城市化的，農村課堂里可以教流行音樂，但是從情感上來說跟當地文化相當分離。但苗繡，跟日常生活關系密切，卻又可以被認為藝術，進大英博物館的展廳，卻進入不了課堂進入不了農村，苗族社會區域里的教育課堂。這也是藝術人類學界限上的模糊性，這些都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研究中。實際上談到藝術審美的過程，也有權力關系。
王銘銘：藝術人類學學界在觀點上還有這有待討論的地方，比如藝術人類學是否要走審美的路，從縱深去研究什么是美感？美感對于各民族地區是不是共通的？另外，人類學界的何，翁，就強調審美之外的關系，即藝術品和社會相關聯的地方。
第二板塊學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潘姣
評議人羅紅光
在這一板塊中，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李松首先發言。
李主任主要從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來談，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換意見。包括工作上的感受聽大家發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談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民族民間文藝集成的編纂整理，是一個普查開始，目的是對我國的民族民間文化表現形式進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記錄下來，包括錄音錄像，設計了音樂，舞蹈、戲曲、曲藝，民間文學等。進行了大量采風。進入本世紀，就有了順應國際形勢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再后來就有了非遺工程，這些事情一脈相承，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構建。在我們參與這些工作當中遇到一些問題。
就集成而言，是本體研究的手段，繼承以往的學術傳統，進行了人員培訓和普查。
進入到非遺工作之后，就發生了很多問題。
第一，是我們藝術學科的基本建設，牽涉到廣泛占用資料的學術體系構建的時候，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藝術學術體系構建遇到了很大困難，舉例，傳統舞蹈怎么分類？舞蹈下面連舞種都沒有，如果按藝術人類學的概念分類，首先應該分為儀式性舞蹈，等等。當然還有技術形態上的分類，比如根據道具，也根據民俗觀念來分，舞蹈場合；還有一些地域之類的分類方法。總體上諸說并存，沒有定論，使得中國傳統舞蹈體系建設非常困難。直至到院校教育，藝術學科分類，現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實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樣的學術體系，來解釋和標準化我們的文化，在文化構建中發生作用，甚至在我們的標準化教育，比如說院校教育中，能夠真正構建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光舞蹈，我們的戲曲，曲藝等，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第二，我們談到非遺保護的時候，目前國家展開的是以名錄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層保護體系，借鑒了韓國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們說的分類困惑一直帶入到非遺工作當中。非遺保護的終極目標，或者說民族-國家構建的終極目標，是一個文化建設過程。保護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現象，雖然有生態保護區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嘗試，但從理論到方法，到實證研究上，目前還沒有很有說服力的案例。從這個角度而言，給學術提出了明確的社會需求，就是我們的藝術研究，文化研究，對文化的分析，解釋，對國家的文化建設，文化干涉，有著什么樣的意見就非常重要。而且這種意見不光來自于一個學科。
在非遺保護過程中，我們覺得，并沒有準確的理論闡述，把文化保護和干涉弄清楚。無論從人類學還是社會學意義上，還是從藝術本體研究的意義上。文化的保護和變遷由誰來決定，判斷？文化資本化，商品化的過程當中，很難聽到來自學術界的贊揚。可能有政府的政績表述，有商界的GDP數字，但肯定沒有學界的表揚。哪里出了問題？我個人理解，文化人類學完成一個文化解釋、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護和構建。作為我們的學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釋和分析，是否還剩一個任務就是批評？有沒有說妥當的是什么？還是說這只是一個研究材料，都不要動，應該任由社會的文化變遷。
我們是科研單位，我們依照各學科的學術貢獻，來指導我們工作，寄期望于跨學科，主要的訴求就是，怎么解決問題？或者說文化保護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圍內對遺產，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是明確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的學術體系內，對于該如何去做是很穩定，有著全體認同的？并不是這樣。我們去找社會學幫忙？顯然有。或者說對藝術本體進行技術描述的時候找藝術本體研究的來幫忙。如果站在人類學的視角上來解決這個問題，誰是我最開始考慮的合伙人？學術無非是一種組織，也是一個社會組織，組織體系怎么構建？靠一本經典，一個人物，一個學會？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看這個學術給社會帶來了什么。我們面臨的是非遺保護，在很多基本問題被追問的時候，目前學術沒有給非常明確的答案。目標有，方法非常缺乏。保護方法的設計就成了非常大的問題。就學術而言，學科的開拓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跨學科交流也是整體學術發展的趨勢。沒有必要爭論從屬地位，本來跨學科就是相對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別細致的界限。非遺工作也止步于對一些東西的綜合性考慮，有著本體研究的局限，我們借鑒人類學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嘗試，試圖對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這是大有幫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們還要借助更多的學科，社會學，甚至經濟學，宗教學，有很多。去求助別的學科。就目前而言，對文化遺產的解釋和保護時候，經常是片面的，這也是我們能看到的社會的常態。這是學術根源上目前的狀態造成的。
人類學對于藝術本體研究帶來的相對論，整體觀，對文化多樣性的判斷，對人類文化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上，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從跨學科的角度說，我們對農村或者社區的文化空間進行文化了解并且試圖在文化上有所幫助的時候，就面臨基本理論上的一些問題，藝術本體研究的學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應該跨學科合作去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存在從屬的層次。這方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第二個考慮是，政府和其他組織還應該發揮什么作用？我們作為文化部的科研單位，是提供跨學科的研究平臺。既是為社會服務，也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我們搞的一些案例，組織的一些項目都是跨學科的，比如現在展開的節日調查。就希望能有跨學科的平臺來對一個文化空間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讓各學科都能滿意的記錄和解釋。難度很大。我們現在在做戲曲和音樂舞蹈的調查，跟集成調查非常不一樣，我們非常關注其文化生態，希望專家積極參與項目當中，貢獻各個學科的力量和知識。
之后，中山大學鄧啟耀教授作了題為《藝術人類學和視覺文化的跨學科研究》的發言。
鄧啟耀教授說，藝術人類學有邊界，但是模糊，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交叉。藝術，和人類學兩個方面。藝術人類學有不同分類，按照常規分類，從藝術形式來分，還有其他角度的分類法，如表達符號、功能，結構等。古代藝術，是一個綜合的東西，比如一個儀式，同時有音樂，表演，肢體動作，是綜合的，不能將其肢解和孤立。
接著鄧教授談了一下人類學與視覺文化的關系。
第一，視覺文化，向外是一種傳播；跟哲學、心理學有關的視覺認知，視覺思維，都出現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內，視覺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可以跟考古學結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圖像，以及體質人類學，從四肢學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視覺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不單單是視覺史的問題。我們會重視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文字書寫階段，但往往忽略掉圖符文化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在口傳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個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階段。
第二，視覺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關系，有幾個方面比較重要，比如視覺文化，視覺群體，就是人，涉及到人的問題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是從族群的概念來說，跟我們成為民族藝術的概念有關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這又是跟民間藝術有關系，因此在學科上形成有意思的東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書寫，我們一直注意的是體制內的主流書寫，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當中的歷史書寫，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樣性應該包括書寫和言說方式的多樣性。都是寫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長。我們說我們識字，有文化，但是當我們深入到別的地區的時候經常就沒文化了。人家說，我的歷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詩，儀式，才知道某個圖案是講什么的。在這個文化里我才發現自己是沒文化的。
第三，人類學的四大塊，跟語言人類學的關系。第四，跟體質人類學的關系。用視覺人類學。文化的觀點來看兒童弱視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談一點，與其他新興學科的關系。我到傳播與設計學院幫助籌備學院，有三個系，新媒體與影像學系，藝術設計學系，新聞傳播學系，這三個系都可以用視覺傳播來作為連接點，通過與之接觸我感到對于新媒體的東西，比如我們嘗試做了數字博物館，還有做災后非遺保護工作，就是用技術采集之后可以還原，還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還原成DNA式的東西，就是動作的DNNA，可以進入到其他產業，動漫，博物館，非遺中心，等。關于對象的問題。我們傳統人類學就是關注一個封閉社區，而現在對于城市的視覺人群，動漫迷，追星族，藝術家，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研究，但同時也告訴他們有風險，因為不是傳統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賽中潛水，發現很有意思。
最后，他說:總而言之，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媒介轉型中——所謂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就是一個媒介的變化，從而導致新的時代的產生——現在的新媒體會導致新的人群出現，新的傳播和觀看方式的出現，作為研究來說一定要有跨學科的多樣的觀察。
第二板塊學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潘姣
評議人羅紅光
在這一板塊中，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李松首先發言。
李主任主要從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來談，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換意見。包括工作上的感受聽大家發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談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民族民間文藝集成的編纂整理，是一個普查開始，目的是對我國的民族民間文化表現形式進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記錄下來，包括錄音錄像，設計了音樂，舞蹈、戲曲、曲藝，民間文學等。進行了大量采風。進入本世紀，就有了順應國際形勢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再后來就有了非遺工程，這些事情一脈相承，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構建。在我們參與這些工作當中遇到一些問題。
就集成而言，是本體研究的手段，繼承以往的學術傳統，進行了人員培訓和普查。
進入到非遺工作之后，就發生了很多問題。
第一，是我們藝術學科的基本建設，牽涉到廣泛占用資料的學術體系構建的時候，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藝術學術體系構建遇到了很大困難，舉例，傳統舞蹈怎么分類？舞蹈下面連舞種都沒有，如果按藝術人類學的概念分類，首先應該分為儀式性舞蹈，等等。當然還有技術形態上的分類，比如根據道具，也根據民俗觀念來分，舞蹈場合；還有一些地域之類的分類方法。總體上諸說并存，沒有定論，使得中國傳統舞蹈體系建設非常困難。直至到院校教育，藝術學科分類，現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實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樣的學術體系，來解釋和標準化我們的文化，在文化構建中發生作用，甚至在我們的標準化教育，比如說院校教育中，能夠真正構建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光舞蹈，我們的戲曲，曲藝等，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第二，我們談到非遺保護的時候，目前國家展開的是以名錄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層保護體系，借鑒了韓國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們說的分類困惑一直帶入到非遺工作當中。非遺保護的終極目標，或者說民族-國家構建的終極目標，是一個文化建設過程。保護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現象，雖然有生態保護區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嘗試，但從理論到方法，到實證研究上，目前還沒有很有說服力的案例。從這個角度而言，給學術提出了明確的社會需求，就是我們的藝術研究，文化研究，對文化的分析，解釋，對國家的文化建設，文化干涉，有著什么樣的意見就非常重要。而且這種意見不光來自于一個學科。
在非遺保護過程中，我們覺得，并沒有準確的理論闡述，把文化保護和干涉弄清楚。無論從人類學還是社會學意義上，還是從藝術本體研究的意義上。文化的保護和變遷由誰來決定，判斷？文化資本化，商品化的過程當中，很難聽到來自學術界的贊揚。可能有政府的政績表述，有商界的GDP數字，但肯定沒有學界的表揚。哪里出了問題？我個人理解，文化人類學完成一個文化解釋、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護和構建。作為我們的學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釋和分析，是否還剩一個任務就是批評？有沒有說妥當的是什么？還是說這只是一個研究材料，都不要動，應該任由社會的文化變遷。
我們是科研單位，我們依照各學科的學術貢獻，來指導我們工作，寄期望于跨學科，主要的訴求就是，怎么解決問題？或者說文化保護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圍內對遺產，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是明確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的學術體系內，對于該如何去做是很穩定，有著全體認同的？并不是這樣。我們去找社會學幫忙？顯然有。或者說對藝術本體進行技術描述的時候找藝術本體研究的來幫忙。如果站在人類學的視角上來解決這個問題，誰是我最開始考慮的合伙人？學術無非是一種組織，也是一個社會組織，組織體系怎么構建？靠一本經典，一個人物，一個學會？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看這個學術給社會帶來了什么。我們面臨的是非遺保護，在很多基本問題被追問的時候，目前學術沒有給非常明確的答案。目標有，方法非常缺乏。保護方法的設計就成了非常大的問題。就學術而言，學科的開拓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跨學科交流也是整體學術發展的趨勢。沒有必要爭論從屬地位，本來跨學科就是相對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別細致的界限。非遺工作也止步于對一些東西的綜合性考慮，有著本體研究的局限，我們借鑒人類學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嘗試，試圖對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這是大有幫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們還要借助更多的學科，社會學，甚至經濟學，宗教學，有很多。去求助別的學科。就目前而言，對文化遺產的解釋和保護時候，經常是片面的，這也是我們能看到的社會的常態。這是學術根源上目前的狀態造成的。
人類學對于藝術本體研究帶來的相對論，整體觀，對文化多樣性的判斷，對人類文化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上，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從跨學科的角度說，我們對農村或者社區的文化空間進行文化了解并且試圖在文化上有所幫助的時候，就面臨基本理論上的一些問題，藝術本體研究的學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應該跨學科合作去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存在從屬的層次。這方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第二個考慮是，政府和其他組織還應該發揮什么作用？我們作為文化部的科研單位，是提供跨學科的研究平臺。既是為社會服務，也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我們搞的一些案例，組織的一些項目都是跨學科的，比如現在展開的節日調查。就希望能有跨學科的平臺來對一個文化空間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讓各學科都能滿意的記錄和解釋。難度很大。我們現在在做戲曲和音樂舞蹈的調查，跟集成調查非常不一樣，我們非常關注其文化生態，希望專家積極參與項目當中，貢獻各個學科的力量和知識。
之后，中山大學鄧啟耀教授作了題為《藝術人類學和視覺文化的跨學科研究》的發言。
鄧啟耀教授說，藝術人類學有邊界，但是模糊，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交叉。藝術，和人類學兩個方面。藝術人類學有不同分類，按照常規分類，從藝術形式來分，還有其他角度的分類法，如表達符號、功能，結構等。古代藝術，是一個綜合的東西，比如一個儀式，同時有音樂，表演，肢體動作，是綜合的，不能將其肢解和孤立。
接著鄧教授談了一下人類學與視覺文化的關系。
第一，視覺文化，向外是一種傳播；跟哲學、心理學有關的視覺認知，視覺思維，都出現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內，視覺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可以跟考古學結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圖像，以及體質人類學，從四肢學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視覺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不單單是視覺史的問題。我們會重視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文字書寫階段，但往往忽略掉圖符文化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在口傳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個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階段。
第二，視覺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關系，有幾個方面比較重要，比如視覺文化，視覺群體，就是人，涉及到人的問題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是從族群的概念來說，跟我們成為民族藝術的概念有關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這又是跟民間藝術有關系，因此在學科上形成有意思的東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書寫，我們一直注意的是體制內的主流書寫，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當中的歷史書寫，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樣性應該包括書寫和言說方式的多樣性。都是寫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長。我們說我們識字，有文化，但是當我們深入到別的地區的時候經常就沒文化了。人家說，我的歷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詩，儀式，才知道某個圖案是講什么的。在這個文化里我才發現自己是沒文化的。
第三，人類學的四大塊，跟語言人類學的關系。第四，跟體質人類學的關系。用視覺人類學。文化的觀點來看兒童弱視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談一點，與其他新興學科的關系。我到傳播與設計學院幫助籌備學院，有三個系，新媒體與影像學系，藝術設計學系，新聞傳播學系，這三個系都可以用視覺傳播來作為連接點，通過與之接觸我感到對于新媒體的東西，比如我們嘗試做了數字博物館，還有做災后非遺保護工作，就是用技術采集之后可以還原，還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還原成DNA式的東西，就是動作的DNNA，可以進入到其他產業，動漫，博物館，非遺中心，等。關于對象的問題。我們傳統人類學就是關注一個封閉社區，而現在對于城市的視覺人群，動漫迷，追星族，藝術家，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研究，但同時也告訴他們有風險，因為不是傳統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賽中潛水，發現很有意思。
最后，他說:總而言之，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媒介轉型中——所謂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就是一個媒介的變化，從而導致新的時代的產生——現在的新媒體會導致新的人群出現，新的傳播和觀看方式的出現，作為研究來說一定要有跨學科的多樣的觀察。
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作了題為《音樂人類學和人類學的關系》的發言。
楊民康教授主要談的是學科定位的問題。他說，我們的學科跟藝術人類學關系非常密切，但不同點是，民族音樂學（EML）從最早的比較音樂學開始，差不多有100年了。當時談音樂作為一種藝術來定位是比較容易的。現在談藝術不好界定，那時候容易、。我們的特點是，學科建立之后才對什么是音樂什么不是音樂，什么是音樂什么是文化來進行討論的。我想借用我們學科內部的歷史問題，從過去怎么談，現在怎么談，對藝術人類學的定位有一個參考借鑒。
楊教授說，EML從誕生以來就與人類學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上世紀50年代由于不用學科觀念的分化組合而形成了民族學派和音樂學派兩大陣營。民族學派有一個主架，及美國eml學者theanthropologyofmusic這本書里提出，eml通常是由民族學和音樂學這兩個不同部分組成，他的任務是并不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雙方都考慮進去的方法，使其融為一定。這一定義現在還有爭論。既然定位在音樂學領域，為什么還是人類學的下屬學科？我經過思考認為這一定義還是有其現實意義。下面從民族音樂學和音樂學的關系來談。
楊教授指出，EML的研究對象首先是音樂，然后才是音樂以外的因素。這是現在很多eml家都在說的話。退后一步看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由于EML是在西歐誕生的人文學科，在以往高度分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素以西方的專業音樂為依托和主要研究對象，給了研究者一個以音樂切入的視角，但同時也為他們佩戴了一副有色眼鏡。或者基本的文化立場。無論研究什么都是從一種藝術的目的出發，忽略其他非藝術功能的潛在可能。
EML最早定位于歐洲，繼而提出以下追問：為什么音樂學可以以某種一元化的藝術觀和文化審美觀屹立歐洲，音樂學為何能夠在民族音樂學身上長期發揮影響，使其不僅仍然以音樂或者藝術為建立學科的基點和目標，而且能夠使這種影響在后者長期以歐洲與非歐之間的傳播過程及研究實踐中經久不衰呢？這恐怕與歐洲特有的一元化社會特征，即一個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機制及其廣泛的影響力有關。
前兩天看到一位學者的文章說，民族-國家是一個歐洲概念，不是一個普適性的概念，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都叫民族國家，比如把中國叫民族-國家，這是概念的混淆。民族-國家是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的國家形態，這是歐洲的典型現象。中國是多民族統一國家，按這個思路討論，北美算什么類型？作為多種族社會顯然也不在民族-國家之列。這一問題對于我們的意義，就是現代人類學來說北美是一個很重要的土壤，作為一個多種族國家產生現代人類學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的。根據有關上述關于歐洲社會文化機制的討論，在一元化的藝術觀和文化審美觀基礎上建立的音樂學學科，只能是在一元化的，一個民族構成的國家——歐洲產生，同時也比較容易在歐洲土壤中長期生存發展。這就是為什么eml在歐洲才能夠長期，到現在為止還能以音樂為中心，不太認同北美的觀點，是有其一定原因。
另一方面，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向外擴張，西方文化的影響力之下，下述以民族國家為社會基礎的一元性藝術文化觀念也同樣向歐洲以外的地區擴散，或者向其他社會文化相似的次文化區域橫向移植，誕生在歐洲的eml逐漸傳到北美或其他非歐國家之后，歐洲的思想移民，指接受了西方文化觀念的非歐人，他們一開始并無成熟的文化觀念和明確的思想主見，僅僅著眼于用西方的民族音樂學觀念來發展自己的民族音樂研究事業，他們一開始似乎并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社會見識，也未顧及音樂學原有的西方音樂文化語境，而是將音樂學原有的特殊視角，包括有色眼鏡，幾乎原樣移植過來。這也有客觀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開始發展自己的民族音樂事業的初衷是以歐洲音樂為模式，來改造胡更替自己舊有的傳統音樂文化，同時發展自己的新音樂文化，而這種目的，同音樂學原有的獨特視角和有色眼鏡從文化利益上是一致的，沒有沖突，因此可以和平共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這些國家的學者對自己國家有了多民族國家音樂文化有意識去研究的時候，有一部分本土學者就像前述歐洲學者那樣，更多關注本土的高文化。在觀念上以民族音樂作為其保存和發展的戰略工作口號。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具備人類學知識的eml學者，較多的選擇和接觸多民族國家內部的亞文化群落，無文字社會，部落社會，或主體民族的亞文化單位，比如宗教音樂，流行音樂等。由于他們必須涉及這些文化的整體化或者全分化的狀況，種種與原來音樂學傳統之間的矛盾和不適隨之而來，由不得去對原有的學科思維和方法論進行反思，并企圖應用人類學的思維方法來解釋和研究多民族音樂文化和亞文化現象。下面將民族音樂學和人類學。
有的學者認為民族志或者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時代：一是自發性，隨意性時代；一是通過學科規范支撐起科學性的時代；一是反思以科學為自我期許的人類學家的知識生產時代；反思性從以下話語中體現出來：從理論上講，人類學是一種富有創造性意義的寄生性研究，他通過親身的民族志調查，獲得對異文化的個案認識，并依據這種認識來檢驗帶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的理論。對照舊有的eml理論，這一時期大致處于第二階段，即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理論內涵的時代。半個世紀以前，在人類學的影響之下，eml引入了主位客位，局內局外，雙視角的研究方法，通過人類學這面鏡子，把eml中包含的舊有內容定位，歸入到局外觀的層面；強調eml的研究必須從主位或者局內的角度，概念行為音聲三重認知的角度去考察和認識研究對象。這是eml不再是一種單一性層面的舊有學科，而演變為善于在主位客位，局內局外融入跳出，以雙視角進行關照的新的學科，從而開始了該學科具有的音樂學和人類學雙重屬性的新時代。我根據eml研究對象的性質將研究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一、從音樂角度切入的階段；二、可能作為，也可能不作為音樂來研究的階段；三、作為文化研究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很重要，當我們站在局外看音樂之后再從局內的角度看音樂，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無論怎么研究音樂，最后都要歸結到文化哲學觀來理解。
楊民康教授的結論是：音樂學或藝術學與人類學存在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前者作為民族國家以及傳統文化的產物，而后者則是基于自身的學科立場，對前一類文化從總體上進行批判性反思的產物。現在eml在延續了原有學科基本范圍和范圍的同時，還接受了人類學的認識論方法及批判性精神，對音樂學傳統進行了揚棄。因此，如果說現代人類學以對傳統人類學進行批判性反思為標志的話，那么現代eml就是對民族音樂學同時并重的加以繼承和批判性反思的產物。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北美為代表的音樂人類學內部區分為兩個趨向，Merriam提出音樂人類學這個概念的時候，其主要目的也是對音樂學進行反思，而音樂學派學者面臨這樣的挑戰，則力圖捍衛音樂學的基本方位和某些核心原則，如今兩派的觀念和方法逐漸達到了互相融合和理解，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研究思維和方法的可能。前述將研究對象區分為音樂，音樂與非音樂，文化三階段，還有按方法論思維方式分為一般方法論，和文化哲學觀的兩種不同思路。如今中國音樂學學者常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該學科應該以音樂學還是人類學為主要的學科方位？是叫eml合適還是叫aom合適？筆者認為，音樂學給了他來自某種父系的血緣因素，稱音樂學為父親；同時人類學給了他來自母系的姻緣因素，因此稱人類學為母親。無論如何命名都沒有錯，關鍵是eml究竟從這兩個學科中得到了什么？有人質疑，如果不站在音樂學的立場，是否意味著民族音樂學將迷失自己的學科方位？反過來發問，如果去除了人類學方法及其反思和批判精神，eml究竟還剩下什么？eml和音樂學究竟還剩下什么樣的區別？是否還有獨立存在的價值？
評議人：羅紅光
三個專家的共性，一個是學科定位，一個是跨學科劃分，是帶有反思性的時代特征的。音樂舞蹈等藝術在科學主義的強勢影響下被肢解了。科學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社會分工導致了只是分工，但我們要認識到分工造成的另外一些問題，將藝術品放入到博物館是去其靈魂的。結構主義犯的錯誤是，將一事向變成符號，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變成深層結構，但是卻沒有歷史，沒有變化了。文化就是要變的，就是在面對他者的時候才能產生一種自我意識。跨學科我非常贊同，文化部能不能有這樣的思路，就是不要做項目，而是做工程，工程里有美學，有人類學，有藝術，等等。
人類學第一包容，第二允許變化，最重要的是它處理的對象是人為的事實，不是自然事實，因此不能同自然科學辦法來處理。這也是為什么有那么多分支學科的出現。首先跨學科我們達成一個共識，還有就是鄧教授提到的數字博物館的辦法，是李松提出問題的一個答案之一。我認為這是可行的，具備一定對話能力，允許很多學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藝術和審美之間有時候會打架，用人類學對話的特征就會有一定的包容性。
他允許現實的文化變化。數字博物館適應信息化時代，適應軟實力建設，適應對話。新時代提出新問題，我們需要新的思維和智慧，當然里面還包含了一些舊問題，比如知識分工導致的壁壘，人類學反感壁壘，科學家進入田野面對原住民，仍然能夠對話，就是因為人類學家知道我們所擁有的知識不具備霸權，承認我們的標準是相對的，所以以對話的姿態進入藝術，宗教，法律，等。數字博物館可以避免幾個問題：傳統的博物館保護音樂舞蹈等，是從現場剝離出來，用科學家的一套手段將其變成博物館的戰利品。還有就是專家學者做的文字化保存，寫書，本身對文化是一種延續。但是寫書本身只是一個理解，即馬克思韋伯講的“理解的社會學”，理解的問題就在于，有可能是單向的。有時不具備對話能力。早期的社會進化論犯的錯誤就在于，他是理解了別人，但是是用自己的指標去理解的別人，因此就出現主體性問題，漏掉很多問題，比如圖形文化。
還有一種商業化趨勢，非遺本來是一種精神財富，當將文化資本變成經濟資本進行買賣的時候，可能會破壞那個文化。有一批學者認為商業化對瀕危文化是一種保護，但是將一個小時的舞蹈壓縮成5分鐘，為了迎合對該文化沒有知覺的消費者的口味做的加工。博物館，文字，和商業化，是目前存在的對文化保護的手段。非遺現在是有政府背景的，不單是學者行為。這是勢在必行，但我們的學科壁壘造成了一些障礙，我們是否能跳出來？我覺得人類學具備了這樣的素質，尊重被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因此文化部如果能跳出原來的框架，做一個數字博物館性質的工程，跨學科的協調，有可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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